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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12月5日电 题：《世界人权宣言》为何是世界上译入语种数量最多的文献？

　　——专访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柳华文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下称“宣言”)。75年过去，该宣言成为国际人权法上最重要的国际文书，以及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和其他重要人权文件的基础，被众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引用或认可。据联合国官网显示，宣言被译为500多种语言文本，是世界上译入语种数量最多的文献。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如何诞生的？它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产生什么影响？今天，重振宣言精神有何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柳华文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进行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回顾历史，《世界人权宣言》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经历了怎样的制定过程？

　　柳华文：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保障安全、共同促进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宗旨。

　　为落实《联合国宪章》中的人权条款，联合国成立伊始，就将人权保障作为国际立法日程的重中之重。这是国际社会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惨不堪言的战祸进行反思的结果。此时，总结历史教训，顺应时代潮流，保障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成为普遍共识，民主、人权对于预防战争、保障和平、促进发展至关重要。

　　起初各国雄心勃勃，想迅速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公约》，甚至建立一个世界人权法院。然而，各国很快发现，东西方两个阵营的主张及其侧重点并不一致，短时间内达成严格的、法律意义的人权公约并不现实。因此，对于各方来说，更务实的方案是，先通过一个宣示性的宣言，之后在此基础上开启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进程。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成为首个普遍性、综合性的国际人权文书，也是国际人权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2023年12月4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委员柳华文发言。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哪些内容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权思想以及如何反映包容性和多样性？

　　柳华文：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与起草宣言的张彭春，是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曾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出任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并担任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是宣言起草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他主张将“良心”(conscience)等理念写入宣言，向其他国家代表解释中国的人权概念，并运用儒家原则创造性地解决谈判过程中的许多僵局，使冲突的代表之间达成妥协，获得其他成员的赞赏。此外，张彭春还坚持要求去掉宣言中关于“上帝”“自然法”的狭隘提法，在他的努力下，各国代表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使宣言的最终文本更具有普遍性。

　　此外，1948年5月，美洲国家第九次国际会议通过的《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简称《美洲人权宣言》)，也直接为《世界人权宣言》提供了借鉴。因此，很难说宣言中的某一条款是某个国家或文明的特定产物，整个宣言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交融的成果。

　　在当时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更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但宣言将两者都包括，体现了全面性。时至今日，《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的具体动机已为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超越，宣言所代表的国际共识和进步意义越来越得到彰显，使其成为国际人权法上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献。

2023年12月4日，中国人权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研讨会。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宣言通过后，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柳华文：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直到1966年，称为“人权两公约”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才获得通过，三者合称为“国际人权宪章”。此后，一系列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陆续产生。2006年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禁止强迫失踪公约》，是最新通过的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这些具体的人权条约都会在序言中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并以之为基础。可见，宣言开启的国际人权法发展进程是动态发展的，脚步不曾停歇。

　　《世界人权宣言》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深刻感召力。联合国后续的人权宣言、人权条约不断重申并据以发展国际人权法，地区的人权机制、许多国家的宪法也承认宣言的精神。联合国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发行了大量纪念邮票等，定期纪念并弘扬宣言精神。目前，《世界人权宣言》已被翻译成500多种语言文本，创造并仍在不断刷新这一世界纪录，它代表了国际社会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共同愿望和理想。

　　2018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致贺信，强调《世界人权宣言》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2023年12月4日，中国人权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研讨会。图为研讨会现场。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2023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自2022年年底起联合国发起一系列纪念活动，以期重温宣言精神。重温宣言精神有何现实意义？

　　柳华文：进入新世纪，和平、发展、人权被联合国视为“三大支柱”。200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撤销因政治对抗严重而饱受诟病的人权委员会，新设追求非政治性、非选择性、非对抗性的人权理事会。以此为标志，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人权主流化的进程不断发展。

　　与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实现人权的机会和潜力相比，现实中世界人权事业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世界范围内，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贫困仍在困扰人类，流行性疾病的威胁依旧，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都增加了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世界之问、时代之问需要各方的回答和应对。

　　联合国系统自去年年底发起的“人权75”倡议，就是要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为契机，重温宣言的精神，强化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宗旨和目标，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这一倡议，特别强调要通过团结促进所有人的人权。

2023年12月5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图为与会嘉宾在会后交流。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当前，国际人权事业发展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在进一步落实《世界人权宣言》、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中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柳华文：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经验和启示。作为国际人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中国多次高票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批准并认真落实多个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在实践中，中国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人权对话、交流和合作，以和平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反对借人权干涉内政或者搞人权领域的双重标准和政治对抗。

　　保障和平、促进发展、实现人权，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更需要担负历史责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应时而动，顺势而为，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反映了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心声，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

　　75年来，中国一直是《宣言》精神的坚定宣介者、倡导者和践行者。今年3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上，中国代表70多个国家就《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作共同发言，对落实该宣言提出全面推进、结果导向、相互尊重和对话合作的明确主张。

　　值此《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之际，中国正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道，更加坚定地高举人权旗帜，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完)

　　柳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人倾注一生，只为揭开远逝文明的神秘面纱。作为西方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文化和考古研究专家之一，杰西卡·罗森教授在牛津大学担任中国艺术与考古教授，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故宫研究院顾问、北京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名誉教授。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牛津大学副校长、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2022年，杰西卡·罗森教授因在汉学界的卓越贡献荣获2022唐奖汉学奖。

　　自孩童时代起，杰西卡·罗森便对遥远的中国文明充满好奇。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27年，她不仅有机会亲近中国的文物，还将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进行比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杰西卡到访中国数十次，考察了包括三星堆、良渚遗址在内的大部分中国重要考古遗存，围绕中国各个朝代的墓葬，进一步挖掘出土器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她在学术生涯中笔耕不辍，2023年她出版的新书《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以中国最新的考古发现为基础，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人民网的独家专访中，这位八十岁精神矍铄的西方学者，与我们分享了她早年在中国的旅行见闻，以及她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细致研究和对中华文明的深入探索。她在中国艺术与考古，尤其是商周青铜器、汉代墓葬等领域的学术造诣，掀起了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的研究热潮，增进了西方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传递世界文化、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大英博物馆种下的中国情结

　　人民网：您自己说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古代文化和考古研究，从小就对中国好奇，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汉字是什么时候？

　　杰西卡·罗森：我第一次注意到汉字，或者说接触到汉字，是因为我的父母。我大概八到十岁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大英博物馆看罗塞塔石碑。当看到有一种几乎是用图画或符号组成的文字时，我非常激动，因为这和我们的语言不一样，我无法拼写。

　　于是我父母说，如果你对这类文字感兴趣，为什么不看看汉字呢？ 他们给了我一本《自学中文》的书。我不认为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真的能从这本小书里自学中文，但我在那个年纪就开始在笔记本上抄写汉字了。然后我看了一些中国的图片，有宝塔和柳树。你在英国的餐具上看到的东西都源于中国，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有着有趣文字的地方很感兴趣。后来我在剑桥大学读本科，选择了历史专业。

　　人民网：您后来为什么选择去大英博物馆工作？

　　杰西卡·罗森：我当时非常想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文物。所以我申请了去大英博物馆工作。幸运的是，我被录用了。在1968年我就在大英博物馆任职了。我不懂中文，也不知道中国瓷器是什么，但其他策展人都对这些很了解。

　　大英博物馆的老师们坚持认为，如果你现在要来这里工作，就必须学会中文。于是，他们把我送到了伦敦亚非学院(SOAS)，我在那里攻读了中国语言文学学位。我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同时，还在SOAS攻读全中文学位。取得学位后，我能读懂一份简短的中文考古报告，但也仅仅是读懂而已，得花很长时间才能更加熟悉。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27年，是非常重要和富有成果的。

　　数次访华揭开东方“神秘面纱”

　　人民网：自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后，您数十次到访中国。第一次去中国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杰西卡·罗森：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5年。直至2019 年，我每年都会去中国。从2010年到2019年退休，我每年都会访问中国三次。那是我为新书筹备进行最密集研究的时期。

　　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才30多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景观、建筑和食物各方面都不相同。尤其是像故宫这样的建筑。因为我们的建筑就像教堂一样，前窄后长，是石头的，而中国的这些传统建筑是木头做的，并且是置于一个平台上横向搭建的。我意识到我来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这才是最激动人心的。

　　对于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那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旅行。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解中国的地理。我认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经历在于，在中国旅行不仅仅是去一个地方，而是去各种不同的地方。

　　人民网：您在中国的旅行中，发现了哪些与西方不同的地方？

　　杰西卡·罗森：中国特别美，特别是如果你了解我去过的地方，开阔的乡村、巨大的山脉、黄土高原、内蒙古边缘的城市等。中国的很多地方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与众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我有40多年在中国游历的经历，而是我去过那么多不同的地方，感受当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各种作物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我认为西方人缺乏的一点，是对中国的幅员辽阔广阔和不同地区多样性的了解。

　　人民网：您在1996年创办了一场令人记忆深刻的中国展——古代中国之谜。能谈谈当时展览的反响和您的回忆吗？

　　杰西卡·罗森：我在一些人的协助下撰写了展览目录。那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展览，我想，或许是因为它让我和许多其他人意识到，中国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倘若你看《史记》或周朝的青铜器铭文，那么你看到的是中国的其中一面。但若通过考古学去研究，那么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该展览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如今，那里也有了真正的新发现。所有人都知道，三星堆文明与商朝处于同时期，但显然它并不属于商朝，甚至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区域性文明。但我认为良渚、三星堆这些遗址揭示了人们以前从未见过或从未关注过的玉器、青铜器和思想。

　　你可以很清晰地从众多资料中看到，这些人的信仰、生活方式和习俗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区域，与当时中国的其他地区是完全脱离的。中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就由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力量和不同的观念组成，所以这并不奇怪。

　　“中国古风”席卷西方学界

　　人民网：您对中国各个朝代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能分享一下您认为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吸引您的发现或见解吗？

　　杰西卡·罗森：我在不同时期做了不同的研究。我专注的领域是商周直至汉代。但我也写过关于唐朝的文章，例如唐朝的中国人为什么以及如何模仿西亚的陶瓷之类的，这很有吸引力。在那个时代，中国与西亚有很多贸易往来。他们制造的东西一部分用于出口。我认为他们把这些专供出口的制品变成了自己的财富。所以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三彩"完全不符合中国的特色，更像是西亚陶瓷，但唐墓中出土了三彩人物、三彩碗碟。因此，中国人似乎为这种异国元素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国内市场，尤其是在墓葬中的应用。

　　另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是与皇家艺术研究院合作研究清朝的三位皇帝，并在故宫博物院看到了众多相关的素材。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遗迹之一，拥有非常棒的资料。

　　人民网：您的新书《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主要专注于中哪一个领域的研究？

　　杰西卡·罗森：这本新书是关于墓葬的，我们通常认为，祖先对于后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墓葬的意义所在。这一点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并没有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延续下去。在中国古代，墓葬要比现在的阵仗大得多，明朝、清朝的皇帝都有大型陵墓。人们秉承着一种信念，一个家族必须尊重和供养他们的祖先。所以他们建造了有价值的坟墓。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并没有如此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后来观察了所有的这些墓葬，意识到商周，或许是秦汉时期建造墓葬的人，是真心希望他们的祖先有一个美好的来世。这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我感受到，家庭以及对整个宗族的关怀是维系整个中国社会的关键。

　　我认为人们需要理解的一点是，中国有许多不同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习俗，并且直至今天仍然有不同的食物和几乎不尽相同的方言。我在写这本书时开始思考的最多的，是中国拥有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都将家庭视作是重心。但在中国，社会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庭，我们称之为一个家族，或者说有许多分支和许多已婚的儿女，或者像现在一样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单位。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它的世世代代的层级结构。如果你是儿子，你不能取代你的父亲，不能抢夺他的位置，这种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

　　人民网：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根据您对牛津大学的了解，您认为现在学习中国文化的人多起了吗？

　　杰西卡·罗森：当然，研究中国的人肯定是更多了，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特别是现代中国、当代中国和中国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还没有中国历史学家。我认为，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对于中国的研究课题，已经从局限于强调古代汉语的语言教学部门扩展到了如今许多大学都包涵的当代中国的领域。还有一些来自中国的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化学家等等，他们都是中国籍或华人，在西方大学里教授相关学科。我认为，中国在各个层面已经开放了许多，但语言仍然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编辑:朱延静】